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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金节,财经作家,常年专注于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研究。已出版《反通胀战争》,《好泡沫还是坏泡沫?》等作品。Mail:piaoni200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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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担保圈危局的背后  

2012-07-17 21:35: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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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金节

深圳特区报 7月18日 星期三

 

继去年夏秋之交,高利贷危机席卷东南沿海之后,新近一轮由“互保联保”引爆的信贷危机,眼下正在杭州上演。据报道,杭州地区有600家知名民营企业,近日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恳请政府帮助它们渡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

 

显然,眼下杭州出现大面积的民企资金链困难,大的背景是经济形势严峻,景气周期下行之际,过往严密安全的以“互保联保”为核心的风险控制体系坍塌。

 

每每伴随着信贷投放的扩张周期,多数民企设法获取贷款的冲动更为激烈,但苦于自身资产条件的限制,它们不得不走上“互保”之路。这种模式,近些年在浙江企业之间尤为普遍,与之伴随的是2009年的信贷井喷周期。

 

不仅仅局限于“互保”,更多的采用企业之间则是采取了“联保”方式,也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企业组成担保联合体,所有成员为其中任何一家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

 

在前两年经济光景繁荣时期,尤其是由于房价泡沫的高速成长,诱惑当前,以浙江为代表的,一些名气较大、实力稍强的民营企业,就选择了延长杠杆,快速扩张的路径。

 

以引爆此次借贷危机的一大导火索中江控股为例,董事长俞中江就因为在房地产投资的接连失利,撕裂了中江控股原本已经紧绷的资金链,并将企业带上了穷途末路。6月14日,俞中江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刑拘。旗下数十家实体企业和相关资产、债权、债务正被依法核查,涉及金额初步统计达数十亿元之巨。

 

导致民企不得不走向“互保联保”的路径,根子上原因还是在于目前畸形的融资结构:一来银行融资占据比例太大,股市、债券等直接融资体系发展缓慢;二来小额信贷公司管控依然太严厉,国有银行垄断地位有加固趋势。这两大因素,逼迫民营企业不得不走向高利贷,或者互保联保。

 

当然,也不能排除,今日信贷危机的生成,以及浙江民企资金链的断裂,其核心在于这些民企大佬的投机、豪赌风格十足。在他们眼里,资产泡沫的收益高于风险,在实业利润微薄、制造业夹缝中生存的当口,还不如借银行信贷杠杆,博取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高收益。

 

近期,笔者接触的几家浙江和福建的知名服装企业,本打算就他们畅谈其主营业务,但现在这些企业,要么是深陷地产泥潭麻烦缠身,不愿再谈其主业,要么谈及主业时,了无新意,未来战略模糊。故而,目前以杭州担保圈危局为代表的民企资金链危机,仅仅是民企沉疴遍地的一方面。

 

这一次的杭州担保圈危局,预示着如果不加快推进金融机制改革,拓宽民企融资渠道,给民企、国企以近乎平等的融资机会,类似的信贷危机今后会接踵而至。

 

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稳增长不会再度转向拯救投机者,因此杭州民企此次的资金链危机,预计很难通过新的信贷扩张来化解,而会走向债务清理整顿的路径上来。这是短期内解决危机的治标之策。而更关键的,还是要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去掉房产泡沫带来的投机氛围,让民企走上安心融资、坚守实业的持续发展之路。

 

民企沉疴遍地,拿什么转型

 

倪金节

新京报 717日星期二

 

经济低迷之际,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愈加艰难。较之去年同期,由于银根持续收紧,民企融资难导致资金链危机,眼下的经济持续下滑,将让实体经济系统性风险爆发,预计下半年会迎来又一波的民企倒闭潮。

 

近期,珠三角一家有着18年历史的机械加工企业倒闭,该企业负责人大吐苦水的帖子在网上快速传播,引起了诸多的共鸣。从帖子内容来看,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与当下多数中国民企的困境类似。

 

而这几天,温家宝总理在成都调研时表示,要营造打破民营企业“玻璃门”的新气象,强调抓好新36条的落地。显然,在如今民企生存环境十分艰难之际,政策突破和改革推进,也就委实到了迫不及待的的时刻。

 

实际上,阻碍中国实业健康发展的因素可谓“沉疴遍地”:融资渠道极度狭窄、疯狂上涨的人力成本、高昂的税负、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国进民退步伐加速、灰色支出等,任一因素都让中国民企难以招架。

 

这也是何以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成为炒房人,宁可豪赌资产泡沫的高收益,也不愿在实体经济的夹缝中寻求生存。我的一位闽商朋友,早年参与了恒安集团的创建,在2004年就已经将其巨额资金投入到江浙等地的房地产市场。2009年,他趁着政策环境放松,大胆地开了一家棉纺布的工厂,但近三年的经济环境“异动”,让他十分后悔当初的决策。

 

2009年之后的这四年时间,阻碍民企发展的沉疴因素更是一股脑儿迸发——受制于银行惜贷,民企不得不转向高利贷;人口红利在近几年加速终结,不得不给员工涨工资;结构性减税呼声不断,但口号“减法”渐渐已经变为实际上的“加法”;房价高涨导致的高租金、通胀带来的原材料成本上涨,让民企运营成本加速上扬;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严格把控住了高利润行业,民企只能是微利领域打转。 

 

诸多的障碍,深度束缚住了民企的手脚,何谈加大创新、品牌升级和产业转型?最终,多数民企的命运,要么是以落后产能的标签关门大吉,要么被严苛的经济大环境彻底打败,将大好的产业拱手他人。而那些做大的知名民企,无一不与地方政府之间有着极度严密的关系。中国商业史就是政商博弈的历史,在当下演绎的实为生动。若试图远离地方政府的“照顾”,而一心以企业家精神来发展自己企业,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其中,最核心原因在于市场化改革在近些年出现倒退所致,行政干预和审批经济较之上世纪90年代更为严重。不恰当的指令式介入,堵住了民企自主创新、展现活力的大门,竞争力也就无从提高。

 

于是,许多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闽商、浙商、苏商、晋商是依赖制造业起家的,他们每个人手中掌握着少则数千万元,多则数十亿元的资金,他们更愿意这些资金以热钱的形式存在,隐身于房地产市场、煤炭矿石等资源领域,或者是股票期货市场,再也没有心思进入制造业。

 

显而易见,没有了民营经济肌体的鲜活,中国经济就显得尤为脆弱,这也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周期加速缩短的原因,通胀通缩、经济过热过冷在快速切换。

 

目前,GDP中民企的贡献已经接近60%,创造的就业机会方面民营企业占比已经达到了80%,而在新就业机会的创造上,民营企业更是贡献了90%。民企的活跃和发展,关乎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学理上,还是事实逻辑,都早已经证明国企效率越不如民企,再也不能放任民企沉沦。这就需要深入推进经济体制的二次市场化改革,为民企发展扫清沉疴遍地的环境。新36条的落地、给予民企机会公平,都是迫切要做的事情,但仅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能振兴中国的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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