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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金节的博客

恰同学少年 不确定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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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金节,财经作家,常年专注于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研究。已出版《反通胀战争》,《好泡沫还是坏泡沫?》等作品。Mail:piaoni200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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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没在城市中的拾荒者(转载)  

2006-11-20 14:21: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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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刚才和笔者一直非常尊敬的青年学者MSN聊到,基础理论研究和偏向实际的研究有哪些主要的不同点?哪种研究更容易让自己迷失?他的回答是“出世的精神,入世的事业,二者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实际研究更容易迷失自己”,“做学问未必要出世”等等。的确,目前他在学术理论研究这块做的是相当的不错,正在践行自己的“丝路”。聊着聊着,笔者很自然地就想起了3年前对我产生巨大学术影响的“博士咖啡”经济学人团体。他们的不少随笔让我逐渐的喜欢上了经济学。笔者的笔名“飘倪”就是脱胎于何老师《轻盈与沉重》一文。

    钟伟/文

从精神到肉体,我和何帆没有任何共通之处,他排斥一切无序的东西并极克制,喜欢用哥德的名言,即“凡是能够给我们自由但是不教会我们克制的,都是毁灭性的”。我却常常在狂喜和失落的两极间放纵自己且难以克制。我当圣经来阅读的亨利米勒被他厌恶地称为“垃圾”,而关于他所推崇的罗素,我所知道的仅仅就是罗素爱在后门送走他的情人,然后温情地打开前门迎接另一位情人的到来。如果硬要列举何帆和我有什么类似,那只有一点,就是堕落,并且他的堕落似乎比我更快一些。


在何帆刚从美国回来之际,和他聊天是件痛苦而无趣的事情,当时他满脑的国际政治,讨论问题时,总是说“你的模型呢?”“没有模型我们讨论什么”之类,似乎脱离了一大堆数学和符号,经济学就完全失去了交流的平台,他的情感全部倾注在西方数理模式的纯学术上,养家糊口对他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时隔两年,他苍老得很厉害,一天突然塞给我一本小册子《出门散步的经济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居然是一本经济学随笔!而后何帆更是被我拖下水到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做了财经观察员,一个在哈佛修炼归来的博士后,开始以为“有两种经济学,一种是在书桌上伏案苦读的经济学,还有一种是更适宜于在出门散步时思考的经济学。”(《出门散步的经济学》封底)。


我心中暗暗窃笑何帆的堕落,因为他终于意识到,经济学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有家庭需要支撑、有儿女父母需要烦心。他斗不过平庸的生活,或者说平庸的生活正是他打拼所追求的。在一篇日记中他这么写道:“7点钟到地铁站等太太,接上太太一起回家。到家时已经夜色阑珊。太太要给丹丹洗澡,丹丹不洗。我说,洗完澡用浴巾包住,满屋子乱跑好不好,他对这个提议非常兴奋,急急忙忙地跑去让妈妈洗澡了。……给《南风窗》写《涉过WTO的激流险滩》,介绍刚刚就任的WTO总干事Supachai。写完这篇4000多字的东西,已经快2点钟了。丹丹和妈妈早已经酣然入睡。轻轻地打开床头灯,看着他们母子俩头碰头安祥地睡在一起,心里面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种感动让我们在劳累匆忙的人生旅途中暂时驻足,这种感动给了我们生活的意义。(3年前笔者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感动的一塌糊涂。)(何帆:《两天的日记》手稿)这种感觉也曾在我心中荡起,因为我的孩子出生18天就因肺炎住院了,当时我看着儿子时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生死真的那么系于一线吗?我们真的是那张没有被上帝之手抽出来的扑克牌吗?


为什么何帆堕落了?我倒是不太愿意相信他关于家庭的种种阐述,而愿意将之归因为两桩事情。一桩事情是,就我的理解,何帆恐怕是从哈佛落荒而逃的,因为他在哈佛碰到了另一个经济学高手Xavier,何帆说:“他(Xavier)频繁地变换研究的领域,在资产定价、经济地理学、国际金融领域都有很好的论文,我所说的很好是指能够在《美国经济评论》之类的杂志上发表”(注意何帆此处是艳羡),然后接着说“Xavier开始张罗找工作,结果斯坦福、芝加哥、普林斯顿和MIT都邀请他去,Xavier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抱怨斯坦福房价太贵、芝加哥气候太冷、MIT和哈佛同在一地,呆久了腻味。”(注意何帆此处已有酸葡萄发酵),最后在和Xavier道别时,何帆将Xavier的理论称为“坏老鼠理论”,并感觉“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高手”(注意何帆此处已是欣然饮用酸葡萄酵就的美酒了!见《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183-184页)对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力不从心的感觉,可能是何帆内心最大的失落,好在他已经将这种失落的解脱寄托在他儿子身上,因为他在将其儿子的名字取成了Xavier的谐音后,心态已经平衡了许多。


另一桩事情是余永定教授困窘的经济状况给何帆以较大的打击。如果中国还有几个书呆子,那么余教授绝对算一个,那种需要仰视的书呆子已经比白鳍豚多不了多少了。余困窘的经济状况和病弱的身体肯定给了何帆极大的刺激。别的不说,何帆为了妻儿,必须有个窝,为了窝棚他就必须欠下几十万,为了银行不赶他出窝棚他就必须卖文为生。所以何帆在我看来,不过是经济学中的农民。“农民种田可能是体力劳动中最繁重、收益最低的,我们写字,一定是脑力劳动中最卑贱、收益最低的。时间的约束和对自己声誉的顾忌注定了我们的产量不会很高。作为个体的作者和作为机构的媒体谈判,势必处于弱势地位。天气愆伏,会影响到农民的收成……为什么还要写作?要是让我回答就太简单了,因为我不会做别的事情。”(何帆《轻盈与沉重》手稿)(目前笔者似乎也在遭受类似的困境)除了写字不会做别的事情的何帆,注定是要堕落为一个写字的,他的一点点理想残存在其他工作中,例如他所主编的《世界经济》可能是国内最为数理化和纯学术化的刊物,我看着他因智力体力过于透支而疲惫和堕落,毫不怀疑他必然是会有老年痴呆症这样的归宿。


堕落之后的何帆让我觉得顺眼多了,我们一起聊经济学,终于满足于仅仅能将中国经济运行问题能用较规范的学术语言表达出来这样一桩事情的研究,这叫“学说话”,也终于渐渐告别了理想。何帆的的成长经历和当年的樊纲惊人的类似,都是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学校混完了本科,然后到社科院做硕士和博士,然后到哈佛披上“龟壳”,但何帆的研究领域可能更宽泛一些,他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都怀有浓厚的兴趣,毕竟他是怀有一种理想的,何帆承认“拜伦说,我写的东西都付之流水,任他浮沉,少年时代读书不禁为之心折”(《出门散步的经济学》自序),何帆在阅读《道德经》时,则说:“我发现我见识过的那些现代经济学观点,有不少与《道德经》里的思想颇为契合,更让我欣慰的是,有些我从学习经济以来就一直萦绕脑海的困惑,竟也在这古老的哲学的启示下恍然大悟”(《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1页),然后就大谈老子思想和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并且给这篇文章取标题为“跟老子学经济学”,这多少有一种隐约的张狂。

少年人的张狂在30岁之后的何帆身上渐渐消褪,以前何帆写稿是羞于谈论稿费的,并且总为尽量满足各式杂志报刊编辑的约稿而让自己处于焦头烂额的状态,这时他内心是将自己定义为知识分子的,以为知识分子所提供的文字应该是免费的,而稿费不过是杂志刊物偶然的馈赠,或者说,他以为他自己是免费的。这在他的文章中也有体现,在说到阐述学术经济学的动机时,他引用了萨谬尔森的一段话:“要领悟经济分析的优美结构,仅仅需要有逻辑感,和能够对于经济学这样的思维体系竟会对整个世界上亿万人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感到惊奇,”这让何帆“深受感动,于是从那时起,就开始不停地学习经济学”(《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55页)”因为我于经济学是半道出家的野路子,所以从来就觉得高尚的解放全人类的美德离我很遥远,我只是以卑微的俗人把经济学视做一门和做冰糖葫芦严格地处于同一层次的“手艺活”。

在评论个人和集体时,何帆则写道:“资本主义在气质上过于个人主义化,因此它从未完完全全学会倚靠集体解决问题的艺术,或者说,它从未真正地学会欣然接受公众利益至上的主张,以反对个人的利益。”(《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71页)。在我则觉得尊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从来都更精通倚靠集体解决问题的艺术,而盗用人民或公众利益的名义下,个人独裁、极权乃至纳粹的危险四伏。何帆甚至认真地做了两篇“反潮流”的读书笔记,一项是关于诺迪克(Rodrik)的研究,指出开放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只有微弱的相关性”,并强调经济增长的主要泉源是投资。(《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105-111页)另一项是施拉法(Shleifer)等四位年轻的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据说这项研究显示“政府质量较高则意味着政府规模较大、税收较高,相反,小政府、税收较低的政府却往往质量较低。”

何帆评论说这项研究“提出的问题是令人激动的,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引人入胜的”(《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159页)。原谅我没有读过这个研究报告,但我更愿意相信西方的民俚,政府就象贼,你一天不看牢政府,政府就会本能地做坏事。现在这样浓重的理想在何帆成为一个写字的人后,一点点消失,何帆说老经济学家们提供的是“公共产品”,他们是“脚站在群众中间,嘴巴对准领导人的耳朵”, 用写字养活自己就像拉板车的汉子辛苦劳作一天之后数着自己用汗水挣来的微薄收入时的踏实一样。是“脚站在群众中间,嘴巴对准的也是公众的耳朵”。

何帆终于觉得一个无法让自己的妻儿免于饥馁的理想主义者或许会得到他的尊敬,但永远不会成为其效仿的榜样。(曾经很长时间是笔者的座右铭秋风批评我说,我每到西北去一次,就变得左倾一些;而何帆则说我总是忍不住越写越愤怒。秋风有的是理智,何帆有的是冷幽默,而我有的则是狂暴的冲动。他在评论关于关于纳什的电影《美丽的心灵》中有关博奕论的内容时,很认真地对电视观众解释了什么是纳什均衡,接着就抱怨影片中描绘纳什如何对周围伤害他的人“以德报怨”不符合纳什自己创立的博奕理论,最近何帆承认他这么评论影片是自己有私心,因为他当时想和同事吵一架,他需要博奕论中的“针锋相对”策略而不是什么“以德报怨”!

在评论为什么我们需要开会时,他说:“我最近非常忙,忙什么?忙开会。……我们所长开的会更多。他自嘲是华威先生,上一个会还没有开完,下一个会就已经等着了。结果他累得心脏病突发,躺在床上心脏还跳,坐起来心脏就不跳了。听到这个消息的那晚,我九点钟就早早睡觉了。”(《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175页)最后何帆讨论不远千山万水去开会的收益也非常有趣,大家不访一读。

堕落后的何帆,在我看来,已经是在都市中徘徊的边缘人,他这样记录说“因为我撕扯不断的中国情结,我的经历和教育决定了我的研究一定是问题导向的……正如我的一位老师说过的,到了美国之后,知道了什么是好的经济学,也知道自己做不了好的经济学。”(《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185页)。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城市中的拾荒者,当年本杰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曾以拾荒者来隐喻“文人”,拾荒者们似乎具有某种诗人气质,总是在城市沉睡时,孤寂地操著自己的步行。法国女导演Agnes Varda 在2000年曾经拍过一部记录片,叫做《天涯拾荒者》(Gleaners and I(Glaneurs et la glaneuse, Les)。“Gleaner”的本意是指在在马铃薯收获季节之后,这样一群悄悄到农田拾集散落地上的马铃薯的贫困者。而在现代钢筋水泥丛林中,这些拾荒者往往是都市边缘人,他们淹没在城市中却难以以城市为归属,他们在漂泊却始终难以让自己免于恐惧,他们徒劳地寻找无法到达的家园,他们从精神到肉体上是完全的异乡人。

所以何帆这样写道:“后来,我到了北京读研究生。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骑车路过三元桥,突然生出一种恐惧的心理:我身边的楼群如此高大,这个城市如此冷漠,我是如此渺小无助。在漂泊之中,我们失去了故乡。”“我宁愿追逐着风四处流浪。但是那天空,那瓦蓝瓦蓝的天空,也不是我们长久栖息的住所。时代使然,还是性格使然?”(何帆:《轻盈和沉重》)。我愿意将刑天的《拾荒者》送给何帆:拾荒者/时间从天上飘下来/我的灰鹤色的衣衫被她柔柔的发丝打湿/我要出工了/在黎明一层一层展开的音乐似的雾帆面前/我要在我熟悉的城市里/拣拾色彩斑斓的灵魂/拣拾疼痛/当城市进入梦中/当城市在深夜骤然醒来/我要听他孤独无助的哭声/我要看他泪流满面的大声嚎叫/而此刻,黎明已经在我的眼前一层一层展开她/绚烂的音乐似的雾帆/而此刻,时间正在一丝一丝的飘落。我和何帆没有共通之处,除了堕落。

何帆,一个不会做好的经济学的拾荒者写了一本有浓重史论和读书札记味道的《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由我来做风马牛不相及的书评和人评。而我,则仍然沉醉在放纵、怀疑和愤怒中,所以我更愿意将将台湾诗人纪弦(1932-)在1969年所写的拾荒者留给自己:为嗅到亮处的一小片蓝空/他的鼻孔是两条地下排水道/在那种地方 还有那一种分析学/较他的手更能分析他的明天/背起拉屎的城/背起开花的坟地/他在没有天空的荒野上/走出另一些云彩/在死的钟面上/呼醒另一部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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